1948年8月19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蒋介石国民政府突然宣布发布金元券来替代流通的法币，其兑换比率为金元券：法币＝1：300万。但是，谁又能知道，这个300万元才值金元券1元的法币，原来可是很值钱的货币的。
　　
　　资料显示，法币的变化跟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行情密切相关。100 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2头黄牛，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只能买2 个鸡蛋，1946年只能买六分之一块固本肥皂，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0.002416两大米（每斤16两），1949年5月只能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该资料引自中国经济史论坛）。考虑到八年抗战，日本鬼子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而导致了法币不断贬值，因此说到了1945年100元法币仅仅能买2个鸡蛋，其主要责任显然不在国民政府；但是，此后的短短三年多，能买2个鸡蛋的100元法币却贬值到了只能买一粒米的千分之三的程度，就不能不深入地分析国民政府自身的问题了。
　　
　　100块钱从可以买两头黄牛，短短的十来年，就一直贬值到了只能买小小米粒的千分之三不到，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危急的时刻，国民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效果究竟如何呢？
　　
　　而在以金元券发行为标志的国民政府“币制改革”推行的同时，处于国民政府金融中心地位的大上海，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身为蒋介石公子身份的蒋经国，被派往上海，进行经济整顿活动，并喊出了“严厉惩治腐败”的口号，矛头对准了握有重权的官员和那些跟权力紧密联结的官商集团，掀起了上海滩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风暴。此间，蒋经国先生挟太子身份之威，不断抓捕重要官员和大头商人，打下一些“老虎”，其中不少为贪官污吏，先后办理了著名的案例有陶启明案、戴明礼案、王春哲案、荣鸿元案、戚再玉案、杜维屏案等，而陶启明、戴明礼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重要官员。他们被抓，顿时震动朝野，惊声一片。
　　
　　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事件”，而当时蒋经国也的确喊出来了“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口号，因此该事件才被如此称谓的。只可惜，富有雄心壮志的蒋经国空有满腹壮志，却对这个腐败已极的政权回天乏力。蒋经国从该年的8月中下旬开始入沪打虎，并携带了自己一力组织起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骨干力量进入，并在上海再组织了以三青团员为主要力量的超过两万人的打虎队伍，也没能最终取得完胜。到了该年的11月初，在中央大佬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等人的干涉下，蒋经国黯然离沪，打虎行动宣告失败。
　　
　　积重难返非一时之功
　　
　　注意研究当代史的朋友们会知道，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挟裹着“民族英雄、抗战功臣”的鲜亮光环，曾经获得过国内民心的全力支持和国际上重要国家的充分尊重，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美妙时刻了。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接受了大批的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留下的企业，统统划归为国有国营企业来进行经营的。加上自己努力发展的国有企业，此时的国民政府国有国营企业规模，还是不小的。
　　
　　为了活化这些企业，加上跟中共的内战进入了实质阶段，国民政府决定实行经济改革，搞起来了以“出售国有企业”为特征的私有化改革运动。1947年2月17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该方案除规定禁止黄金买卖，禁止外汇在国内市场流通外，还特别规定：“凡国营生产事业，除属于重工业范围及确有显著特殊情形必须政府经营者外，应即分别缓急，以发行股票方式公开出卖或售与民营。”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国民政府的这个国有企业改革过程，方法上、思路上都跟当今的国企改革非常相似，也充满了种种黑幕。比如，既有“公开拍卖、公开抛售、全额出售”等一股脑扔出去的办法，也有“合股参股、国家控股、股份制改造”等等所谓的债转股、企业高层优先购买优惠购买（MBO）方式，甚至还有半市场化的政府控股方式，因此，导致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其间官商勾结到了十分严重地步，引发了广泛的民怨。
　　
　　最严峻的问题出在了“资产评估过低、改革缺乏公开透明”等制度性问题上。由于蒋介石的政权是从抗日时期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过渡过来的，194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也没有真正实现宪政民主制度要求的军队国家化等等重要宪政目标，所以，此时的经济改革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犹如脱缰的野马，形成了官商勾结掠夺民众的残酷一景。这个改革因为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事实上是造成后来货币贬值的深刻原因之一了。
　　
　　这种制度上的黑暗带来的严重问题深刻影响着正在跟共军苦战的国民政府的所有领域。很快地，部分官商勾结的大官僚大买办迅速致富，短期内在国内形成了可怕的贫富差距，那些失去了国家保护甚至失去了基本生存资源的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大量涌向上海、南京、北平这样的城市，形成了乞丐满街、小商贩满街、到处有贫民窟的可怕景象。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国民政府的不走运。当初国民政府准备改革的时候，扔掉国有企业的同时，准备利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或者投资来振兴国统区经济的——这就是所谓的“开放政策”了——，但是，因为国际时局的变化，美国等国家并没有给国民政府充分的援助，而投资环境的恶化，也没有吸引来多少外资，这都导致了国统区经济状态猛然地恶化下去了。
　　
　　战事的加剧，改革的贪腐，贫富分化的加大，在短短的三年内造成了一批跟权力密切连接的官僚资本主义阶层短期内暴富，官商勾结日益严重，腐败现象到处可见，可谓是无处不在，积重难返。就连军队内部，都出现了很多吃空饷、倒卖军用物资的可怕情况。蒋经国的上海打虎，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最后走向失败，实在是他一个人面对制度性之国家的悲剧意义之所在了。
　　
　　手段严酷非法治之理性
　　
　　蒋经国是挟天子之威来办理这个标准的法治性工作的，其当时的身份是“经济整顿上海督导员”，并设立了政府性组织“经济督导员管理处”，设立了11个“人民服务站”，并设置了“告密箱”，要打“反贪惩腐人民战争”。这些，都让这个工作缺少了制度上的合理性，而多了人治的非理性。我们知道，在宪政民主的制度下，要判定一个人罪行是需要确凿的证据的，而且，还要允许被告申诉和辩论，要保障被告的人权等基本权利的。但蒋经国的方式却很要命：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他要抓谁就抓谁，然后再去查找证据，并且迅速结案，该枪毙的枪毙，该进监狱的进监狱，速度飞快，根本无法进行所谓的法制过程的。比如王春哲大规模经营各种黄金美元的黑市买卖案件，最后他被枪决，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坐实的。
　　
　　在整顿过程中，蒋经国对上海进行了物价管制，并派出经济警察，对全上海的行业、企业进行检查、查抄，一旦发现囤积居奇，则立即问罪；而如何定义囤积居奇，却又是个暂时性的政策性界定，显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并没有法治意义上的民意诉求依法出台之法律背景的。虽然从真实的情况上讲，囤积居奇的确扰乱了当时的经济状况，但那其中的确也有很多是资本家趋利避害、谋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正常选择的。
　　
　　显然，蒋经国先生并不是在依法治理上海滩的腐败，而是依政府意志或者党魁意志（他父亲蒋介石先生）来进行的“法外整治”、“法上整治”。这些深刻的缺陷，虽然在整顿初期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叫好拥护，但在面对更深层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触及到孔令侃那样的重头角色的时候——就立即显得力不从心了，最终必将走向失败的。毕竟，政策性整治作为人治的模式，显然具有“缺乏证据、缺乏法理、以人论事、雨过地皮湿的不连续性不稳定性”等特点的，会导致很多关系深厚的大头抱持等待、观望的心理来抗拒整顿，期望过去这阵风就可以一切平安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的：11月初离沪而去之后，上海的腐败立即反扑起来，愈加严重，很快就随着国民政府一同终结了大陆的国民政府时代了。
　　
　　一句话：蒋经国上海打虎，目的为己非为民，是为了维护国民政府良性运转而进行的人治行为，怎可能效应常存；所以一旦失败，便会更加不可收拾，导致腐败更加公开化了。
　　
　　蒋经国晚年钟情于依法治国，积极探求台湾民主化政治，跟他这番上海打虎的失败，是有因果关系的。1949年蒋政权败退的前夕，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而此刻的蒋介石先生本人，也同样思考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也在日记中写道：
　　
　　“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陟”。
　　
　　可惜的是，蒋介石老人家并没能看到制度的重要性，眼光依然停留在思想道德、组织纪律决定一切的浅陋层次上，所以他就是到了台湾也未能在制度上有所建树，也就不劳多言了。
　　
　　触及到老根果然败北
　　
　　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蒋经国先生上海打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大贪官、大权贵之“老虎”身上，是正确而又实际的选择，虽然他没能使用法治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导致了失败。因此，他到了上海之后，就一直把目光瞄着大头，严厉打击，最终走到“打击到权力构成之最高层”状态，实在是个必然了。
　　
　　但是，因为当时的国家制度结构并不是宪政民主的，因此，具有操纵能力的是官僚和巨商集团，而不是那些芸芸众生的上海民众。所以，打虎行动一旦开始，便面临了对方的顽强反抗。他们利用掌握的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来对抗来自中央的蒋经国的经济整治活动，迅猛地掀起了囤积居奇反抗行动，哄抬物价，意在急怒民愤，逼退太子滚出上海滩。
　　
　　对此，蒋经国采取了利用手中的行政、武装权力严酷打击的办法来对付这些明明暗暗的反扑，使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一方面，市场上物价飞涨，奇货可居，同时诸多工厂以成本高昂为借口开始主动停产歇业，导致工人失业，社会治安混乱；另一方面，就是上层的人物风声鹤唳，活动最高领导层，瓦解蒋经国的整治行为。其间，虽然蒋经国用行政手段来限制物价、清查囤积居奇，但物资却是有限的，毕竟涉及的社会面太广，清查并不可能立即取得巨大成效的。于是，通货膨胀现象迅速出现，虽然后来有所缓解，但造成的惊慌现象，却是很真实的。
　　
　　如此情况下，在蒋经国整治到关键的人物——孔家二公子孔令侃时，就引发了最高层的对抗了。孔家通过最高层的关系，把官司告到了宋子文、宋美龄和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考虑到政权稳定的因素，就此决定收手，于是搞了仅仅70天的上海打虎行动，最后宣告失败。
　　
　　显而易见，蒋经国先生上海打虎之失败，非他一人之失败，乃是其制度之失败。以人治之严酷、以道德之判定来取代法治之规则合理和程序正义，是教训深刻的。